有些毒品犯罪案件，侦查人员介入侦查的时间较晚，毒品已经流入市场，从而无法从犯罪嫌疑人处起获毒品;毒品市场的隐蔽性、涉毒人员的犯罪可能性决定了侦查人员难以调取相关运毒、藏毒、购毒人员的证言。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毒品犯罪案件中只有被告人、同案人的供述能证实被告人实施了相关毒品犯罪行为，而缺乏其他毒品、毒赃等客观证据。对此，《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2008年)》规定，有些毒品犯罪案件，往往由于毒品、毒资等证据已不存在，导致审查证据和认定事实困难。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只有被告人的口供与其他同案人的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人的供述才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仅有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人的供述作为定案证据的，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要特别慎重。据此，毒品犯罪案件中，主要依靠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人的供述定案的，被告人、同案人之间的供述必须能够吻合，且均能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违法取证情形的存在。但在司法实践中，对被告人、同案人的供述，难以完全排除存在诱供、逼供、串供等违法取证情形，也难以完全保证被告人、同案人供述内容的客观真实性。所以，对全案缺乏其他证据，主要依靠被告人、同案人供述定案的，即使数个被告人、同案人的有罪供述能相互印证，在量刑时也要留有余地，适用死刑要特别慎重，一般情况下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是由死刑的不可逆转性与被告人、同案人供述的可能虚假性所决定的。这位民警确认阿布日木当时喝了酒，但没有确认他作案时是否有吸毒或“精神失常”。不要以为主动发起的贸易禁运中只有被禁运一方遭受冲击，要知道供货方的员工并不能靠贸易禁运和西北风填饱肚子，也需要去寻找新的销售市场；该机构研究总监闫占孟表示，“三星在中国的失利是由于未能满足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同时中国国内的手机品牌又深得中国用户的欢心”。

中央纪委3月22日印发的《通知》强调，对发现的违纪问题，不管涉及谁，不管涉及多少人，都必须坚决查处。同时，对失职失责、敷衍塞责的党组织、党员领导干部严肃问责，对情节严重、造成恶劣影响的从重处理，对该问责而不问责的也要严肃问责，典型案例一律通报曝光。

实际上，这种教育惩戒权所遭遇的危机，近些年来屡被提及，并愈发引起公众共鸣。对此，应当辩证地看。但报名后不久，刘某娟就听到尚德机构的老师说拿不到北大的毕业证书，自己通过多次联系都找不到老师和班主任，无人过问，于是根据报名时被告承诺的不满意退款申请退费。尚德机构的工作人员接洽后，表示同意为刘某娟退钱，但刘某娟一直没有收到退款。在这批成汉时期墓葬中，大量陶俑被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队员发掘出来，陶俑头上长着角、手执长蛇、握着“雷神之锤”，有的眼睛外凸，颇有几分三星堆青铜纵目像的风格。这让考古人员迅速联想到当年浆洗街桓侯巷成汉墓出土的陶俑，随着墓葬中汉兴钱这种中国最早以年号命名的钱币的出土，让这些墓葬的年代也更加确信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