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称，在国际舞台为台湾当局“发声”，被视为检视“邦交”是否稳定的指标。甚至，有台媒直指，台湾“断交”危机还有后续。“台湾外交真正的困境还没到”，据台湾“中国时报”2日报道，11月底，至少有一至两个台湾拉美“邦交国”跟大陆建交。

对于这一明显与事实不符的言论，有人讽刺称，“说谎的最高境界就是这个人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说谎了”，“真的是自欺欺人，睁眼说瞎话”，“2018‘干话王’，第一名就是你了。”还有留言称，“（蔡英文）半个月得到两个‘王’，真是‘双冠王’啊”。通过封闭的、高强度思想灌输，传销组织会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对新人完成洗脑。阮班军说，小唐的经历对广大年轻人来说，其实是一堂生动的“常识”课。常识就是，天上不会掉馅饼，也不会有交3000元钱就能每月坐收20万元的好事；常识就是，没有不付出努力就能获得的成功，一本万利的机会也不会主动找上门来。事后，翁职鸿回忆说：“当时下去的时候，注意力全部都在老人家身上了，也没觉得臭啊，老人救上来之后，才发现自己浑身都是粪便，臭烘烘的，洗了很久还是很臭的，不过老人没事就好。”保处工作人员还告诉环球网记者,“清理流浪狗的工作一直在做，也并不是网上所说扑杀流浪狗，这样做也太残忍，只是把流浪狗送往其他救助站去了。”

有些毒品犯罪案件，侦查人员介入侦查的时间较晚，毒品已经流入市场，从而无法从犯罪嫌疑人处起获毒品;毒品市场的隐蔽性、涉毒人员的犯罪可能性决定了侦查人员难以调取相关运毒、藏毒、购毒人员的证言。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毒品犯罪案件中只有被告人、同案人的供述能证实被告人实施了相关毒品犯罪行为，而缺乏其他毒品、毒赃等客观证据。对此，《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2008年)》规定，有些毒品犯罪案件，往往由于毒品、毒资等证据已不存在，导致审查证据和认定事实困难。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只有被告人的口供与其他同案人的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人的供述才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仅有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人的供述作为定案证据的，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要特别慎重。据此，毒品犯罪案件中，主要依靠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人的供述定案的，被告人、同案人之间的供述必须能够吻合，且均能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违法取证情形的存在。但在司法实践中，对被告人、同案人的供述，难以完全排除存在诱供、逼供、串供等违法取证情形，也难以完全保证被告人、同案人供述内容的客观真实性。所以，对全案缺乏其他证据，主要依靠被告人、同案人供述定案的，即使数个被告人、同案人的有罪供述能相互印证，在量刑时也要留有余地，适用死刑要特别慎重，一般情况下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是由死刑的不可逆转性与被告人、同案人供述的可能虚假性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