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毒品犯罪案件，侦查人员介入侦查的时间较晚，毒品已经流入市场，从而无法从犯罪嫌疑人处起获毒品;毒品市场的隐蔽性、涉毒人员的犯罪可能性决定了侦查人员难以调取相关运毒、藏毒、购毒人员的证言。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毒品犯罪案件中只有被告人、同案人的供述能证实被告人实施了相关毒品犯罪行为，而缺乏其他毒品、毒赃等客观证据。对此，《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2008年)》规定，有些毒品犯罪案件，往往由于毒品、毒资等证据已不存在，导致审查证据和认定事实困难。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只有被告人的口供与其他同案人的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人的供述才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仅有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人的供述作为定案证据的，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要特别慎重。据此，毒品犯罪案件中，主要依靠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人的供述定案的，被告人、同案人之间的供述必须能够吻合，且均能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违法取证情形的存在。但在司法实践中，对被告人、同案人的供述，难以完全排除存在诱供、逼供、串供等违法取证情形，也难以完全保证被告人、同案人供述内容的客观真实性。所以，对全案缺乏其他证据，主要依靠被告人、同案人供述定案的，即使数个被告人、同案人的有罪供述能相互印证，在量刑时也要留有余地，适用死刑要特别慎重，一般情况下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是由死刑的不可逆转性与被告人、同案人供述的可能虚假性所决定的。2017年9月25日，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陕西省体育局、陕西省登山协会邀请林业、公安、当地政府等多20多个部门，共同商讨鳌太线安全调研情况，预计在2018年推出一份针对鳌太线的“安全指南”。死刑案件人命关天，案件质量尤为重要。为了避免死刑案件出现错判，联合国《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第4条专门规定，“只有在对被告人的罪行根据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而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余地的情况下才能判处死刑。”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3条规定，刑事案件的证据必须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而所谓“证据确实、充分”，就是指“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规定》)第33条规定，根据间接证据定案的，判处死刑应当特别慎重。依据间接证据认定的案件事实，结论是唯一的，足以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可见，刑事诉讼法与《规定》对“证据确实、充分”的解释用语有些不同，前者只是要求“排除合理怀疑”，后者则要求“结论唯一、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所以，从证据把握来看，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应当高于普通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对于毒品犯罪死刑案件的证据把握，也必须遵循“结论唯一、排除一切合理怀疑”这个证明标准。安康市中院查明，案犯成国林与表妹胡某云，2003年结婚后育有一子。此后，两人因感情不和，于2016年11月4日协议离婚。2017年1月，胡某云与他人再婚。

10多年前，因为家里穷，作为6兄弟姊妹中最小的一个，武进曾作为上门女婿，倒插门到附近一名女子家中。“后来因为感情不和，过了没多久，他就回来了。”武进的姐姐武玲说，兄弟姊妹6人中，排行老三的她和弟弟武进的关系最近，为他的婚事操碎了心，“我母亲身体不好，根本管不了这个事，所以只能我来管”。她推出的恋爱课程，自封为经典，值钱得很，粉丝们要听课程，须交可观的听课费。以三百万粉丝人均缴费10计，光是这一笔收入，也在3000万以上。更何况，她本人另在3家公司入股，涉及情感咨询、管理和化妆品，运用粉丝销售这些公司的产品。所得收入，谁能估算得清楚？文在寅强调，本次补充预算案旨在创造青年就业岗位、提振工业危机地区，并且预算案不举债，用富余资金编制，因此国民不必承担任何费用。

一则看似简单的公告，透露出低调的保险大佬李光荣近期身陷囹圄的事实。作为特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华投资控股）的掌门人，李光荣非常低调，但他在资本市场上却极有影响力。江苏大学理学院物理系副教授徐晶：手机贴在橡胶表面的时候，使光源聚焦到橡胶表面，橡胶表面产生微弱的热量，击穿橡胶，导致气球爆炸。Selvaratnam以具名方式，公开发布了指责史树德的言论，均指称遭到他掐喉及反复殴打，后来都因此各自就医。第三位受害女性是一名律师，她指控史树德对她猛力甩巴掌，第四位受害者也表示曾遭到他同样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