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2004年起，朱琳安排其子在请托人马某等人设立的公司工作，自2008年春节后至2017年4月，朱琳的儿子虽然没在马某的公司上班，仍领取工资、奖金148.95万元。2010年8月，朱琳安排其子以借钱的名义，从马某处索要人民币50万元，至案发未还。2016年上半年，朱琳为了帮助其子投资奇虎360项目，向马某索要人民币150万元。有些毒品犯罪案件，侦查人员介入侦查的时间较晚，毒品已经流入市场，从而无法从犯罪嫌疑人处起获毒品;毒品市场的隐蔽性、涉毒人员的犯罪可能性决定了侦查人员难以调取相关运毒、藏毒、购毒人员的证言。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毒品犯罪案件中只有被告人、同案人的供述能证实被告人实施了相关毒品犯罪行为，而缺乏其他毒品、毒赃等客观证据。对此，《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2008年)》规定，有些毒品犯罪案件，往往由于毒品、毒资等证据已不存在，导致审查证据和认定事实困难。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只有被告人的口供与其他同案人的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人的供述才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仅有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人的供述作为定案证据的，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要特别慎重。据此，毒品犯罪案件中，主要依靠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人的供述定案的，被告人、同案人之间的供述必须能够吻合，且均能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违法取证情形的存在。但在司法实践中，对被告人、同案人的供述，难以完全排除存在诱供、逼供、串供等违法取证情形，也难以完全保证被告人、同案人供述内容的客观真实性。所以，对全案缺乏其他证据，主要依靠被告人、同案人供述定案的，即使数个被告人、同案人的有罪供述能相互印证，在量刑时也要留有余地，适用死刑要特别慎重，一般情况下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是由死刑的不可逆转性与被告人、同案人供述的可能虚假性所决定的。

不要以为加征25%关税就必然导致受限方退出市场，要充分认识到“中国制造”所占的巨大份额及其作为生产中心的不可替代性；报道称，在国际舞台为台湾当局“发声”，被视为检视“邦交”是否稳定的指标。武玲认为，崇氏花之所以愿意回来，一方面是越南老家的经济条件不如新化，另一方面则是经过先前两个月的相处，对方已和弟弟武进有了感情。“我弟弟虽然嘴笨，但人很好。”武玲说，崇氏花于2016年底被遣返回国后，一直和武进保持微信联系，直到2017年武进被拘留后才中断。

睿驰智能汽车（广州）有限公司在3月23日出资成立睿驰汽车科技（广州）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与睿驰智能相同，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4月27日，睿驰智能汽车（广州）有限公司在上海出资成立上海法苒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仍为王志刚，注册资本1000万元，注册地址在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安拓路56弄21号2单元，即乐视汽车上海办公室所在地。据中国领事服务网消息，近期，缅甸北部掸邦贵概、克钦邦德乃地区发生武装冲突，外交部和中国驻曼德勒总领馆提醒在缅北地区的中国公民提高安全意识，避免不必要外出，暂勿前往贵概、德乃等冲突地区。